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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苗造假案件,讨论已有许多。总理深夜批示,药监局立案调查,你我不妨静观其变。

今天想讲的,是两个半有关疫苗的故事。

洪水与糖丸

人类消灭的第一种传染病是天花,那第二种是什么?

答案是还没有,但极有可能是脊髓灰质炎(俗称小儿麻痹症),极有可能就在2018年实现。

时钟回拨30年,1988年世界卫生大会上,世界卫生组织(WHO)发起了“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行动”,西太平洋地区计划在1995年消灭脊灰,中国也响应了这一目标。

从趋势看,不算困难。我国自1960年逐步推广脊灰疫苗,1978年开始实施计划免疫,1989年初颁布传染病防治法,病例数一直呈波浪形下降。

1964年,年发病数43156例;1983年,全国报告3296例;1988年,仅报告667例——哇,形势一片大好。

就像所有俗套剧情一样,人们放松警惕了。

其实这事很难怪到谁头上,当时卫生防疫机构不健全、基层人员业务水平不高、农村赤脚医生责任心不强几乎是普遍现象,疫苗全程接种的比例很低。

于是,1989年夏,山东与江苏交界的沂蒙山区,暴雨引发洪水,洪水阻断交通,村民就近在池塘、沟渠饮水,结果爆发了大规模脊髓灰质炎疫情。仅江苏邳州一地,就有648名(一说597名)儿童发病,举国震动。

当年全国,报告4623例,发病率重回80年代初水平。

1990年,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,将“1995年实现以乡为单位儿童免疫接种率达到85 %”纳入“八五”计划。

发病大省苏、鲁、豫、冀、皖进行五省联防,并与国际组织合作技术项目,同时全国开展多轮强化免疫日,数以亿计地投服糖丸。



1994年9月,中国报告最后1例本土脊灰病例——就用了不到5年时间。

2000年10月,WHO宣布中国为无脊灰状态。

可以从此不接种疫苗了吗?2011年7月-10月,南疆地区出现了一场由巴基斯坦输入的脊灰疫情,累及10名幼儿和11名成人,还造成2人死亡。

2017年,全球仅剩两个国家发现了12个脊灰病例,分别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——都与中国接壤,因此世卫组织仍然提醒中国保持警惕。

让我们以一则报道结束第一个故事,2008年9月16日,北京残奥会结束后,新华社如此写道:

江苏苏北地区一个小县城今日书写了残奥会历史上的神话,7人先后在残奥会乒乓球项目比赛中夺得6枚金牌、2枚银牌、1枚铜牌,真是“残奥会冠军之乡”。

哦,这个残奥会冠军之乡,就是江苏邳州。这些残奥会冠军,都来自一个叫“希望之家”的脊灰患者帮扶机构。当年的邳州市卫生局副局长张辅世退居二线后,多方奔走建起了这里。

向冠军们致敬,向张辅世老人致敬,也希望所有因为此次疫苗事件而心生“别打疫苗”之念的人们,都记住这个地方。



法案与信任

美国人民也有拒绝注射疫苗的时候,那是在1955年春天,美国史上最严重的疫苗安全事故之后。

当时,卡特实验室出品的脊髓灰质炎疫苗,由于灭活病毒不够彻底,出现了脊髓灰质炎活体病毒。这些疫苗,最终导致12万名接种儿童中4万人患病,连带传染1万人,其中113人永久瘫痪,5人死亡。

事故曝出后,不少愤怒而忧心的美国家长就拒绝给孩子接种疫苗。

此事也导致了美国医疗界的人事地震,卡特实验室微生物研究所所长被开除,美国卫生部秘书长和国立卫生研究院主任引咎辞职。

不过影响最深远的还是之后的戈茨丹克诉卡特实验室一案——安妮·戈茨丹克是脊灰疫苗事故的一名受害者,案发两年后,她将卡特实验室告上法庭,并最终获赔14.73万美元。

从此,关于疫苗安全的诉讼一件接着一件。



到20世纪80年代初时,由于不良反应受到伤害、向疫苗生产商提出的索赔金额已高达35亿美元。大量索赔案件使得许多药品公司停止研发和生产疫苗,退出市场,疫苗价格随之飙升。

例如,百白破每剂量的成本,从1982年的11美分,增至1986年的11.4美元,其中8美元用于责任保险。

疫苗短缺无疑是颗地雷,威胁着公共卫生安全。为了降低疫苗生产商的赔偿责任,美国国会于1986年通过国家儿童疫苗伤害法案(National Childhood VaccineInjury Act),规定每支疫苗的销售收入中,缴纳0.75美元税费,作为“疫苗伤害赔偿信托基金”的主要来源。

顾名思义,这支基金就是用来赔偿不良反应伤害的,最高可以赔付25万美元。

赔偿是一方面,更重要的是,法案规定成立了全国疫苗项目办公室和疫苗不良反应监测系统,一套关于疫苗研发、生产、流通的极其庞杂的规范体系由此而生。

单是主力监管机构FDA下属的生物制品审评与研究中心,就有员工1140人,疫苗的三个阶段试验审核往往要经历数年时间。

30年后,美国人对疫苗的信心,才一点点重建回来。如果从1955年算起,那就是60年。英国也有类似的故事,日本也有类似的故事,没有谁的规则制度是天生完美的。

出拳与织网

最后半个故事是一连串未讲完的故事,你我亲身经历、亲眼见证的故事。

其一是大头娃娃奶粉事件,2003年,距今15年;

其二是三聚氰胺事件,2008年,距今10年;

其三是山西疫苗事件,2010年,距今8年;

其四是山东疫苗事件,2016年,距今2年;

其五在眼前。



中国真神奇。

几天前,《纽约时报》发了一篇文章,大意是说中国通过大笔财政支出激励产业和科研,实现跨越式科技发展,如果美国担心中国赢得未来,为什么不也这样做呢?

当时小巴正在写一篇关于新能源汽车的文章,看到此文不禁发笑:北京新能源汽车补助政策调整,补贴总额不超过车价的60%;广州也调整,也是补贴不超过车价的60%。

60%!你们美国人真的明白,当中国人决定集中力量干大事的时候,能发多大的狠劲吗?(且不论对不对,只论狠不狠)

结果新能源汽车没写完,疫苗问题持续发酵,又让小巴有了不一样的思考。

集中力量办大事,是我们常放在嘴边的一句话,这是中国的国家优势,或许也是制度优势。但是“大”,在攻的时候是优势,在守的时候却是难题。

我们可以用5年时间,把数以亿计的疫苗送到孩子手里,把一种遍布中国的疾病抹杀到零;却至今无法做到,保障每一年、每一天的每一支疫苗安全有效。

13亿人攻在一处,无往不利,而要守住13亿人,防不胜防。

那怎么办呢?

美国已经展示给我们了:织网没法像出拳那样痛快。法律与制度的缝缝补补,需要时间,吃一堑长一智的过程,很难绕道。

吃一堑还请真的长一智,这已是最快的捷径,我们也就这么点期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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